受訪者：王天恩

采訪人：袁曉晶、陸赟、劉睿妍

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鼓勵世界各個民族，分享和繼承他們的哲學遺産，讓全世界各民族都感受到哲學思考的魅力與内涵，确立了在每年的11月第三個星期四設立“世界哲學日”。2021年11月18日，“世界哲學日”已經迎來了自己19歲的生日，今年“世界哲學日”的主題是哲學的研究應為人類與其社會、文化、地理和政治環境的不同互動，其根本目标在于更好地理解哲學在我們當代社會中的貢獻以及它如何解決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尤其是大流行病這樣的挑戰，哲學更應從本質上關注社會轉型時的種種挑戰。2020年以來，世界風雲詭谲，人類命運走向了新的世紀交叉點，面對複雜的全球性的社會轉型，哲學應如何發出時代的聲音，我們采訪了上海大學哲學系的王天恩教授。以下是本次采訪的一些精彩内容。

王天恩（1954-），江西蓮花人，哲學博士，上海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筆名，王天思。王天恩教授最早學習農學專業，後從事哲學研究，師從著名哲學家陶德麟教授，1996年畢業于武漢大學哲學系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1998年9月至1999年9月作為高級訪問學者在美國Rutgers大學和GIT作訪問研究。曾任江西省社會科學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現任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教授。王天恩教授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哲學和認知科學方面的教學與研究，主要從事信息和信息文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哲學問題及其哲學基礎理論——因果性和量子理論哲學、描述論、規定論和悖論問題等的研究。主持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人工智能的哲學思考研究”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大數據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研究”。王天恩教授在哲學研究領域數十年的精耕細作，為中國哲學研究作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理論貢獻。

“時代的哲學”

袁曉晶：王老師您好，非常高興您今天和我們的本科生一起聊哲學。上海大學哲學系一直有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增強哲學的代際交流，我們一直組織本科生與哲學名家訪談、交流，希望同學們在課堂之外，可以從哲學家的親身經曆上感受到哲學的魅力；當然，我們更加希望哲學家的精神世界、治學理念、為學之道，可以被下一代青年學生所繼承和發揚。所以，今天是世界哲學日，能夠采訪到您，我們感到非常激動。今年的世界哲學日的主題是哲學應為人類與其社會、文化、地理和政治環境的不同互動提供思考，涉及到讨論哲學與社會、民族與文化等問題。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當代意義的追求，在今天哲學能夠為人類所遭遇的巨大變革提供怎樣的思考？您從事哲學研究已有幾十年的時間，也經曆過時代的巨大變遷，您能談談您的學術經曆與時代所帶給您的啟示嗎？

王天恩：我剛開始學習哲學是按照西方近代形而上學的路數，以得到一個終極性的理論為最終目标，很像維特根斯坦早期的哲學，能夠建立起終極性的理論，追求的是那種對理論世界終極意義的探尋。所以，一開始學習哲學時，我很少關注生活世界，很少關注哲學與時代之間的關聯。但是，這種學習的進路在人生進入到新的階段後，逐漸産生了一些困難，對哲學和生活世界的關系問題開始感到迷惑。我在30多歲的時候，就感受到了這種困境對自身思想的桎梏，雖然時間不長，但确實曾經一度感覺很難做出新的東西，想寫的東西也不多了，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沒有了哲學的靈感。但是幸運的是，我後來去了武漢大學，求學于陶德麟先生，接觸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去了一個“新世界”。現在想來，的确可以從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經曆獲得諸多啟示。維特根斯坦一開始追求揭示世界的邏輯結構，當寫完《邏輯哲學論》就感覺達到了最終目的，就不再繼續做哲學了。後來轉了一圈，又開始重新回到哲學研究的領域，但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境界。維特根斯坦是一個非常真誠的哲學家，他不僅能夠真誠的面對哲學，而且把對哲學的理解和自己的人生實踐聯系在一起，他後來回到了生活世界，在一個哲學家的一生中經曆了這麼大的轉折，這是整個哲學發展必經的過程。

由于時代發展的原因，我最初遇到和關心的哲學問題集中在“因果關系”、“決定論”與“非決定論”等問題上。當時讨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世界是決定論的還是非決定論的？後來我發現這個問題本身隐含着另一個問題，我們不能說世界本身是決定論的還是非決定論的，決定論和非決定論是我們描述世界的産物，也就是說，決定論和非決定論是我們對世界過程的決定性和非決定性的描述。因此進一步的描述（description）問題就成了自己的一個研究領域，這在量子物理學中表現得最為典型。比如波爾的工作，讓你感覺在很大程度上都在為怎麼描述量子世界“掙紮”。事實上，這種“掙紮”意味着更深層次的問題。正是由此，我開始了關于描述論的研究。它不同于羅素的摩狀詞理論，因此涉及不同的問題。

在哲學中，我們把描述和規範看作一對基本範疇，但量子理論的探索清楚地表明，描述問題所涉及的更深層次問題是作為其前提的規定，在那裡，這個問題具體表現為用經典的概念規定描述量子現象，造成“波粒二象性”等。在哲學中，這一問題在維特根斯坦那裡能隐約看到。他在《哲學研究》中有這麼一段話：“有一樣東西，人們既不能說它是一米長，也不能說它不是一米長，那就是巴黎的标準米。”。而關于這段話的理解，甚至連克裡普克都認為是“讓人非常迷惑不解的說法”。其實，維特根斯坦所涉及的是一個更深層次問題。描述必須以規定（stipulation）為前提，由于建立在規定的基礎上，因此任何描述都具有規範的性質。這意味着，描述和規範并不是一對合适的範疇。由規定的反思可以看到，更合理的範疇應當是描述和規定。我在《描述和規定》（《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中曾提到過，“即使在所謂‘客觀’的描述中，也有主觀規定的因素。任何描述都具有規範的性質。描述與規定的内在關聯以及由此而具有的人類學特征‚在更深層次上反映了人類認識的本性。”正是由此，我從“描述”走向了“規定”問題的研究。

由于規定的複雜性，關于規定的研究比關于描述的研究更艱難。不僅哲學中有神秘的“規定性”，而且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不同層次的規定涵義，有些甚至似乎可以是純粹主觀任意的。說實話，可能在十年前，我還在思考一個問題，關于描述和規定的研究到底離時代發展有多遠。直到信息科技近來的發展拉開了人類信息文明的帷幕，才真切地發現原來的這些哲學基礎理論研究接上了地氣。在我看來，信息文明的發展越來越清晰地表明，原來描述的重要性更多表現在對既存外部世界的認識，而規定則凸顯于我們對信息世界的創構。正是關于兩個方面的反思，構成了哲學新的發展空間。毫無疑問，這是千載難逢的“做哲學”的好機會。

現在回過頭來看，從早期由因果關系和決定論等的思考，到“描述”和“規定”問題的研究，似乎背後冥冥中有着人類曆史發展的驅動。信息世界的創構空前凸顯了規定問題，在描述既存對象時，規定對于認識固然重要，但對于創構一個新的世界層次，規定的則重要得無以複加，在這裡，規定的重要性及相應的責任，甚至提升到了造世的層次，而其點睛之筆則是造人。由此可見人工智能研究及其對于人類認識自己的重要性。人們常常把哲學的最終目的理解為“認識你自己”，而人工智能的發展則為此提供了更高層次進路。

人類認識自己必須以認識對象為鏡子，認識世界本身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認識自己，發展自己。人類通過認識對象認識自己有兩種基本方式，一是通過既存對象，二是通過自己創造活動的對象化。而人工智能正是人類創造活動對象化的最高層次，而且是整體性的對象化。

“通用人工智能研究是最哲學的”

袁曉晶：謝謝王老師，您的研究曆程的變化，很能夠體現一位身處人類曆史之中，既保持着對人類世界的熱切關心，又堅持着相對冷靜的獨立思考的哲學家風格。我想，人類的知識體系在早期是沒有學科分類的，近代以後才有了學科分化。學科分化的好處是使人類對于對象世界的認識更為深入和細緻了，但是它也存在着負面的效應。像您所談到的那樣，人類的知識體系變成了一小塊一小塊以後，很多問題反倒難以解決了，因此才出現了“跨學科的交流”。我們是否可以說，在人工智能時代，人類有了新的探索知識的研究範式？而中西方對于人工智能的反思又是否存在着思維和立場上的差異？

王天恩：關于規定的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它也最為明顯地應合着學科一體化發展走向。面對創構世界的活動，哲學和科學逐漸呈現一體化發展，在一些典型領域可以看到越來越明顯的發展趨勢。我在與李幼平院士的交流中，他就提到過“社會科學幫助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幫助社會科學”這樣一種“一體論”的觀念。而這方面最為典型的，正是信息科技發展帶來的信息文明，她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以及關于信息的理解為标志，為哲學的時代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基礎。面對這個新的基礎，面對哲學和科學乃至日常生活的一體化發展，人類不同認知方式的整合顯得越來越重要。

中西哲學認知方式當然有着很大的區别。舉個例子，中國的詩歌就非常能體現中國的思維方式，這與中國哲學經曆了長久的積澱有着密切的關系。而西方哲學有嚴密的邏輯基礎，以分析為主流，語言把握人和自己認識結果之間更深層次的具體關系。中國哲學是經驗性的思辨，是面對生活世界的，是以經驗為基礎發展了其整體性。中國哲學偏重于以經驗思辨達到更高層次的整體理解，西方哲學則偏重于以概念思辨達到更高層次的抽象普遍性把握。這兩種方式都有自身的優勢，如果不深入到更基本的層次，可能會彼此對對方不以為然，但如果在它們的共同基礎上融通理解，就可能在互補的基礎上達到人類更高層次的認知方式。令人驚喜的是，信息文明的發展為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條件，智能算法的發展，不僅展示了認識和實踐的一體化，而且呈現出邏輯和經驗的融合發展趨勢。

随着信息科技的發展，大數據給我們提供了量化的整體把握方式，它一方面既是整體性的，又是具體的，類似中國哲學；另一方面又可以進行更精确的數學把握，這又與西方哲學有類似之處。這在以前不可能有。由此可見兩種認知方式的整合，對于信息文明發展的重要意義。信息科技的發展也使人類認識相應發生了變化，以往人們更多是對既存外部世界的認識，其認識标準是符合對象；而創構世界所涉及的，則是以人的需要為出發點，以滿足人的需要為最終目的。這意味着，信息文明時代的哲學發展展開了新的景觀。

上面我們說到，關于既存世界的描述和信息世界的創構，兩方面的反思構成哲學新的發展空間，事實上，哲學新的空間的發展，将構成更完整的哲學形态。也就是說，哲學形态正朝更對稱的方向發展。正是信息創構，使人類通過創造活動的對象化，為認識自己提供了更高層次的鏡子，而人工智能的通用化發展，則可以照見人類的最深層次奧秘。

我們認識自己已經很多了，但是我們并不知道自己腦子裡的核心機制是怎樣的，其中正隐含着生命之謎和意識之謎。正是人工智能這面鏡子，讓我們更清楚地知道我們并不了解自己的什麼。正是因為作為我們創造活動整體對象化的最高層次鏡子，關于通用人工智能的研究是最哲學的。人類認識自己需要一個我們創造的整體對象化，使得我們通過更到位的自我認識走進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機制，由此構成雙向循環，獲得對人類自身更到位的認識。在這一過程中，最為關鍵的就是達到關于信息的更到位理解，正是信息理解的深化，既是通用人工智能核心機制突破的關鍵，又具有更基本的哲學意義。通過對信息特性的理解可以讓我們更好的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所以，我現在強烈認為哲學是理解人工智能通用化不可或缺的方式，因為通用人工智能從根本上而言是一個關于人文的話題。通用人工智能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場域，它最終通向的是真正關于人的研究，就是人學。

“哲思世界的無影燈”

陸赟：謝謝王老師，那對于我們學習哲學不久的青年學生，常常遇到的一個困惑：怎樣理解或面對哲學裡多樣的哲學傳統以及不同的思考方式？

王天恩：在我們從各種觀點讨論信息的時候，這個問題可能更為典型。目前關于信息的定義有近兩百個，這種推進信息認識的情景使我意識到，對一個問題的不同看法，不管是什麼樣的學術觀點，隻要言之成理，都有它自身的意義。因為不同的觀點其實構成的是一盞思想的“無影燈”，燈越多，你的“燈下黑”就越不可能出現。而這樣的“無影燈”每個研究者都能受益，這是對待不同觀點的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式，這也是事實。即使一個觀點有荒謬之處，也可以暴露出這一觀點的局限性，從而引導他人從新的視角更深入地去探究這一問題。因此，對于一個問題的不同觀點所構成的“無影燈”，使得我們慢慢地，越來越徹底地消除了“燈下黑”，這樣我們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觀點，這也是我們文化裡非常需要的一種态度。面對同一問題，隻要是有根據的觀點，都推動了關于這一問題認識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燈越多，“無影燈”效果越好，能夠避免更多的誤區，可以完全消除“燈下黑”的問題，當我們心目中有一盞自己的燈，它就會變得越來越亮，從而在無影燈下促使哲學更好地往前走。這也是我們現在在創新文化中可以做得更好的一個方面。

在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中，我得到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體的出類拔萃是智能群體進化的基本方式。不能很好發展的群體，很可能文化上有很大阻力，就是不利于個體出類拔萃。人如果眼光短淺，就看不到團隊中其他人優秀對自己的重要意義，特别是在一個存在競争關系的情況下，這是群體文化中很值得關注的一方面。其實就是因為團隊中出類拔萃的人，使得整個群體得以發展。小到一個群體，大到一個國家，要得到更好的發展，一定不能大多數人壓制出類拔萃的少數，一個人越有能力，眼光越遠，越能看清楚個體出類拔萃是群體從而也是其中每個個體的福音。沒有出類拔萃的人，即使平均智商高，民族也發展不起來。事實上，一個群體中有出類拔萃的人，是這個群體的榮耀。沒有一個優秀的群體，就不可能有出類拔萃的個體；沒有出類拔萃的個體，也不可能有群體的進化。這個道理，對于我們理解和面對多樣的哲學傳統具有重要啟示。

各種哲學傳統都以追尋最高層次的抽象普遍性見長，正是這使哲學成為人類認識和實踐活動不可或缺的領域。我們不能沒有抽象普遍性的把握，沒有它就永遠隻是未開化的民族。但如果将抽象普遍性的終極追尋作為哲學的最終目的，那就不僅喪失了哲學更重要的意義。因為所有的抽象概念都是為了觀照現實的生活世界，除此以外沒有别的意義。同時，我們又不能局限于過窄的研究領域，這樣則不可能有更到位的認識。例如去認識“象腿”，就僅限于“象腿”，那你永遠不可能認識到這是“象腿”。所以整體觀照與局部的循環是哲學研究中極為重要的方法。而其中的整體觀照就必須是無影燈性質的，否則燈下黑就不可避免。

“哲學的時代”

劉睿妍：感謝王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真的收獲非常多。除了學習方法和旨趣上的困惑，我們青年學生在寫作上也會遇到不同的困難。對同學的治學或寫作，您有什麼建議？對我們青年學生，您覺得自己會有哪些希望或寄托？

王天恩：在真正的思想生産中，思想并不是擠牙膏似的“擠”出來的。但要使思想流淌出來，首先必須有基本訓練，比如寫作。沒有寫作技巧的訓練，不僅不能順利表達出自己的思想，而且意味着産出不暢，不可能有有效的思想生産。作為基本訓練，我們學生在一開始為了寫作而寫作，為讀書而讀書是必要的，但是我們應該盡快地進入為了寫作需要而讀書的狀态。讀書本身需要思考，而讀書、思考、寫作三者關聯在一起才能有思想生産的狀态。比如說修改論文并不隻是修改的過程，它其實是在讓你延續不斷地滾動思考，這才是有趣的地方。在你修改論文的時候，已經有了對整體的初步把握，因此你會對局部的理解更到位，這樣就會産生新的思想火花，這個時候也會對你有一個内在的激勵。思考與寫作的過程必須要有這樣的内在激勵，這樣就能超越單純寫作的枯燥過程。哲學思考與思想生産最符合人的本性，是人類最好的存在方式，讓你能夠坦然面對任何事情。從中國的當代發展來說，我們最需要的也是思想生産，一個沒有思想生産的民族就不可能影響别的民族，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因此，思想生産對我們哲學的同學尤其重要。對我們哲學專業的同學和老師來說，當下是幸運的時代。信息文明是一個全新的時代，涉及更基本範式的轉換。人工智能的發展典型地表明，這是一個競争激烈的時代，因此是一個需要長遠眼光的時代。我們需要站的更高，把握更高整體層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哲學的時代。而且，由于信息文明時代哲學和實踐的内在關聯，這也是一個更能讓人在哲學中入迷的時代。

人生中在一個有意義的領域入迷了，這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其實從根本意義上來說，我們是信息體，而物能隻是服務于信息體的載體。人類越是以信息的方式存在，就越符合其本性。因此，能夠沉迷于認識和實踐一體化的信息創構活動，對人來說是非常幸運的。任何物能意義上的享受都有負面效應，唯獨創造性活動沒有，創造是回味無窮的。而哲學是通達這一生活層次的重要途徑。希望同學們把握好這一時代機遇，書寫信息文明時代理論和實踐一體化的哲學精彩。（根據采訪錄音撰寫，2021年11月18日）